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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效仿乔治·W·布什当年“任务完成”（Mission Accomplished）的经典姿态，唐纳德·特朗普总统近日宣称已“解决通胀问题”且“成本正在下降”。作为佐证，特朗普大肆宣传沃尔玛（Walmart）假日促销的感恩节餐篮。然而，一家公司的促销活动并不能代表整体经济趋势。即便一定要从中得出结论，事实也恰恰相反：美国最大的零售商之所以将感恩节套餐价格下调25%，正是因为他们预见到消费的人已囊中羞涩。实际上，该餐篮内的商品数量少于去年，且充斥着廉价的自有品牌商品，而非知名品牌。

　　特朗普对沃尔玛促销活动的推演，掩盖了食品成本飙升的严酷真相：物价涨幅已然失控。自2019年以来，食品杂货价格攀升了35%，而对应的单位销量却暴跌5%，总销量减少逾130亿个单位。十大品类价格涨幅近60%，其中多数品类被少数几家加工商高度垄断。当前食品价格的涨幅已超过多数零售商的毛利率，而实际工资的增长远不及物价涨幅。食品零售商已无力解决可负担性问题。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停止收集饥饿数据之前，全美已有47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。

　　若想更真实地了解食品价格变革，不妨忽略沃尔玛的促销方案，参考《雅各宾》（Jacobin）杂志的一份节日派对购物清单。为筹办节日派对，我们采购了约三十种商品：包括10磅火鸡、3磅牛腩、汽水、巧克力、一打鸡蛋、牛奶、黄油、面包、冰淇淋、苏打水、咖啡及奶精、饼干、薄脆饼干，外加食用油、面粉、锡纸、土豆及根茎类蔬菜、青豆、蘑菇、3磅素食火鸡（供纯素食者食用）及其他若干必需品。

　　2019年，这份购物清单的花费是132.03美元；到了2025年，这一数字变成了189.06美元——涨幅高达41%。清单上商品的2019年均价为4.40美元，如今已涨至6.30美元。特朗普或许不必亲自采购食品，但普通消费者显然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挤压。

　　这场混乱由私营部门制造，而他们也无力解决。要化解食品可负担性危机，我们一定要从巨头企业手中夺回控制权——这一些企业借疫情之名抬高价格，以牺牲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，疯狂扩大利润空间。解决方案虽然雄心勃勃，但逻辑简单明了：是时候推行公共食品供应体系了。

　　这场史无前例的物价通胀，彻底颠覆了美国食品零售业“高效提供廉价、便捷、丰富食品”的传统形象。二战后，公共补贴曾支撑起庞大的行业基础设施，初衷是为海外军队提供补给。这些沉没成本后来被重新配置，为战后经济提供了包装化、加工化、高热量且无处不在的零食，最终演变为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“美国式饮食”——这其实就是一个永久性的战时食品储藏室。这种饮食模式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都非益事，但若以价格、种类和饱腹感为标准，它在数十年间运转良好，曾使美国食品供应成为“世界羡慕的对象”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美国食品零售业为日益集中的食品公司集团创造了巨额利润。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，这些食品巨头立即借机提价。虽然疫情确实造成了供应链瓶颈，但企业也借机将此作为掩护，在抬高成本的同时减少单件产品的分量，最终创下了利润纪录。此后几年，虽疫情援助计划终止和利率飙升，贫困与粮食不安全状况急剧恶化。美国的食品不再廉价、便捷，也不再充裕。

　　《雅各宾》杂志的假日清单提供了大量例证。自2021年以来，肉类价格持续上涨30%，销量却下降8%。四大集团垄断了高达85%的市场占有率，同期其利润飙升120%，净利润更是激增500%。仅在新冠疫情暴发的前两年，四大肉类加工公司向股东的分红就超过40亿美元。

　　碳酸饮料价格持续上涨46%，销量下降0.59%。三大饮料企业掌控着80%以上的市场占有率，其中前两家在多数大都市区占据50%以上的市场。正如百事公司（PepsiCo）首席执行官在2023年所言：“我依然认为我们有能力制定任何所需的定价。”

　　巧克力价格持续上涨40%，销量下降9%。前三强——好时（Hershey）、玛氏（Mars）和亿滋（Mondelez）——合计占据近30%的市场占有率。与此同时，面包价格持续上涨25%，销量持平。前五大品牌占据48%的市场占有率。两家综合企业——弗劳尔食品（Flower Foods）和宾堡烘焙（Bimbo Bakeries）——旗下拥有Wonder、Nature’s Own、Dave’s Killer Bread、Thomas’、Sara Lee和Arnold’s等众多家喻户晓的品牌。

　　咸味零食销量持平，价格却上涨27%。前五大品牌占据33%以上的市场占有率。仅百事食品旗下的菲多利（Frito-Lay）就掌控了数十个大都市区50%的零食市场占有率。媒体最关注的价格通胀指标显示：受禽流感、雏鸡供应短缺及美国联合蛋品公司（Cal-Maine Foods）创纪录利润的影响，鸡蛋价格累计上涨130%（其中一年内涨幅达45%），销量则下降1.37%。

　　咖啡价格持续上涨28%，销量下滑9%。前五大品牌占据53%以上市场占有率。饼干与脆饼价格持续上涨33%，其中饼干销量下降8%，脆饼销量下滑16%。前五大饼干脆饼品牌掌控近70%的市场，其中前两大企业占据超50%的份额。

　　2022年，掌控70%薯条产量的四家企业相继在短短一周内提价。自2019年以来，薯条价格累计上涨56%。

　　主要零售商趁机扩大利润空间。2019年4月至2022年夏季期间，沃尔玛以每盎司成本为基准上调了数千种商品的价格，涨幅远超通胀率。同期在阿尔伯森超市（Albertsons），同类商品篮子以每盎司成本计算的总价飙升逾75%，同样远超年度通胀率。在联邦贸易委员会（FTC）针对阿尔伯森并购案的庭审中，克罗格（Kroger）的高管宣誓作证时承认，他们将牛奶和鸡蛋的零售价涨幅设定在成本通胀率之上。这实属反常：牛奶和鸡蛋通常是塑造价格认知、锚定零售商定价策略的“关键价值商品”（KVIs），而非用于扩大利润空间的工具。但在新零售格局下，旧规则已然失效。

　　企业公开宣称供应链仍受阻、通胀推高生产所带来的成本，定价策略不过是顺应经济趋势。但正如经济学家伊莎贝拉·韦伯（Isabella Weber）在2022年所揭示的那样，私下场合里企业却“炫耀如何领先通胀曲线，如何将价格涨幅推高至成本涨幅之上，从而创造这些创纪录的利润”。

　　2021年，食品企业利润增速远超工资涨幅：阿尔伯森超市达671%，亚马逊（Amazon）达333%，可乐佳（Kroger）达83%。股票回购占利润比例方面，沃尔玛达38%，塔吉特（Target）达52%，美元树（Dollar Tree）达117%，克罗格达50%。

　　同样地，阿尔伯森的利润增长是营收增长的17倍，克罗格为4.5倍，塔吉特为3.5倍，而CEO的薪酬高达普通员工平均薪酬的近1000倍。

　　2023年物价通胀高峰期，沃尔玛利润达150亿美元，雀巢（Nestlé）130亿美元，可口可乐100亿美元，百事90亿美元，联合利华（Unilever）80亿美元，亿滋50亿美元，克罗格仅20亿美元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24年3月的报告说明，在2021年和2023年，市场领先的餐饮零售商的收入增长率分别超过成本增长率6%和7%。

　　企业声称其定价是跟随通胀而动，但许多研究该问题的经济学家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。欧洲央行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、欧盟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都发布了关于“利润驱动通胀”的研究报告，而Groundwork Collaborative和经济政策研究所（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）发现，2020年至2022年间超过53%的价格持续上涨是由利润增长推动的。

　　股东财富的上涨的速度是工人薪资的57倍。毫不意外的是，这些食品企业中有许多支付给员工的薪资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标准。

　　尽管消费量下滑，饮食业却凭借充裕的现金展开了并购狂潮：玛氏收购凯乐诺瓦（Kellanova），费列罗（Ferrero）吞并家乐氏（Kellogg’s），史密斯菲尔德（Smithfield）收购好时，赛尔西斯（Celsius）收购阿拉尼纽（Alani Nu）。卡夫亨氏（Kraft Heinz）拆分重组为品类垄断企业，通用磨坊（General Mills）将其美国酸奶业务售予乳业巨头利塔利斯（Lactalis），弗劳尔食品收购简米尔斯（Jan Mills）。泰森食品（Tyson Foods）则宣布关闭两家大型肉类加工厂并裁员。私募股权吞并了树屋食品公司（TreeHouse Foods）。百事公司收购了七味食品（Siete Foods）和波比公司（Poppi），如今却因消费量下滑而关闭菲多利和百事工厂，与此同时亚马逊、通用磨坊和塔吉特裁减了数千名员工。作为食品杂货业核心的“吞噬一切的巨无霸”沃尔玛，其市场占有率增长近两个百分点，现已占据美国食品杂货销售额的近30%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零售商正加倍努力“销售更少的商品”。面对行业疫情后利润暴增导致的普遍涨价，他们竭尽所能吸引并留住日益负担沉重的消费者：推出自有品牌的“日常低价”商品，有选择性地降低部分商品的价值并大肆宣传，同时提高其他商品售价（典型案例就是沃尔玛的感恩节促销活动，特朗普曾将其作为食品价格下降的证据）。他们还增加对供应商的扣款、费用及降价要求，同时运用人工智能“优化”定价策略。

　　但这些不过是“泰坦尼克号上的甲板椅重排”。现行模式下的食品杂货业没有办法解决可负担性危机。要摆脱这一自酿的困境，我们应该创新思维。

　　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食品价格必将持续上涨，消费者和劳动者将持续承受挤压，而CEO和股东则会不断囤积更多财富。那么，一场真正有效的改革该是什么模样？它既要满足美国人的营养需求，又要让人们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享用喜爱的食物。其核心在于公共担保机制——正是这种机制曾成功启动了最初的模式。

　　首先，为确保公共部门的公平竞争环境，监督管理的机构可着手执行《罗宾逊-帕特曼法案》（Robinson-Patman Act, RPA），遏制大型连锁企业通过压榨小型竞争对手、劳工及消费者来获取更优采购条件、更高供货率及更宽松付款期限的行为。若缺乏此类反垄断执法，蒸蒸日上的公共部门将面临与小型零售商相同的歧视性定价。下一步可借鉴前众议员贾马尔·鲍曼（Jamaal Bowman）2022年提出的《紧急价格稳定法案》，通过定向价格管制限制关键商品服务的涨价。该法案将与全国性的价格欺诈禁令形成良性互补，例如卡玛拉·哈里斯与蒂姆·沃尔兹竞选团队在2024年提出的禁令。

　　紧接着要加强食品公共补贴——即大幅度的提高补充营养援助计划（SNAP）的力度。该计划目前占食品杂货行业收入的9%，即每年1000亿美元。当前SNAP福利标准为单身人士每月190美元，四口之家每月351美元，在美国任何地区都不足以保障健康愉悦的饮食。全面升级SNAP意味着所有新鲜农产品将免费供应——没错，全民免费获取农产品。此举每年需投入约900亿美元的零售价格补贴。

　　此外，我们还需补贴2019年至2025年间零售总价的差额，这将消耗约225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。合计约4000亿美元。这听起来或许惊人，但换个角度看，这仅相当于2015至2025年间国防开支的增幅。基础营养保障对社会的价值，理应不亚于国防。

　　公共食品供应体系是下一步的关键举措。佐兰·马姆达尼（Zohran Mamdani）在纽约市的市长竞选活动，使公共食品供应体系进入了主流视野。对倡导者而言，好消息是美国军方现有的军需品供应系统（commissary system）已形成规模化运营。该系统通过补贴零售业务毛利率，使商品价格比普通超市低20%至30%。军需品供应系统年销售额超56亿美元，凭借大规模采购能力确保低廉批发价和丰富品类。

　　军需系统深受美军官兵喜爱。一位陆军军官朋友向我总结道：“永远更便宜，食物优质。全国都该推广这种PX式公共杂货店。”在纽约市，布鲁克林贝里奇（Bay Ridge）社区的汉密尔顿堡（Fort Hamilton）就设有军需站。该市场在谷歌地图上获得193条评价，平均评分高达4.6星。军需品供应系统证明，政府完全有能力运营高效、受欢迎且深受顾客赞誉的杂货店。

　　这类公共杂货店销售什么尚待商榷，但已有十余个城市建立了完善的价值观导向型采购计划，第一先考虑公平薪酬、人权保障、动物福利、环境可持续性和社区利益。公共杂货店可利用现有规模优势——例如纽约市公共机构每年采购食品已超5亿美元——或效仿私营独立杂货店模式，组建市政采购合作社以减少相关成本并与沃尔玛竞争。

　　其经济逻辑在于：通过规模效应降低特定品类批发成本，再补贴零售利润。遵循这一源于私营领域却自然延伸至公共领域的逻辑，公共杂货店有望成为市场上最优质且最实惠的食品供应点。

　　此理念已有充分先例。大萧条时期的纽约市长菲奥雷洛·拉瓜迪亚（Fiorello La Guardia）曾建立市政运营的室内市场网络，其中六家拉瓜迪亚市场至今仍以部分补贴零售商的形式运营。

　　在美国之外，此类模式亦非罕见。印度公共分配系统（PDS）向贫困人口分发补贴食品及非食品物资；伊斯坦布尔的公益商店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销售食品；保加利亚政府宣布将建立1500家门店网络；韩国通过公共投资构建“预防性”供应链，确保公共机构获得健康产品。

　　墨西哥现有25000家基本商品销售点，计划到2030年增至30000家“福祉商店”（tiendas bienestar）。巴西则全力以赴解决贫困与饥饿问题：实施现金转移支付、推行全民学校供餐计划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、向家庭农场进行公共采购，并在国家法律中赋予每位巴西公民获得充足食物的人权。

　　超过83%的美国人也认为食物应是基本人权。剩下的问题是：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来保障这一权利？

　　美国食品和商业工人联合会（UFCW）3000分会主席菲伊·根瑟（Faye Guenther）一语中的：

　　“过去四十年间，超市行业高度集中化，劳动者与消费者的议价能力急剧削弱。我们应该建立超市行业的公共选项——即专注于为社区提供健康食品，同时创造薪资福利优渥就业岗位的商店。”

　　但公共零售领域只是起点。更宏大的愿景还应涵盖供应链上游的公共投资——包括批发、加工及制造环节。即便是对杂货商而言鲜少盈利的送货上门服务，也可视为公共服务。此类模式能将“食物权”转化为可操作机制，使其从抽象原则跃升为切实的物质权利。当市场无法或不愿满足基本需求，当利润优先于供给保障时，公共杂货店便能化解可负担性危机，确保全民享有优质食品。